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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十七章 加藤施威欲霸铁矿
刘柏年在宣化城北的铁矿石开采也正遭遇一场危机：先是道署派人告知他：日本人的“兴亚”株式会社已经向口北道提出交涉，要求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刘柏年他们在烟筒山继续开采铁矿石。理由是日本银行已经把北京政府借款抵押的宣化矿产勘探权转授给了“兴亚”，刘柏年继续在这一带探矿采矿应属非法开采，必须予以取缔，必要时还会通过外交途径或法律形式保障自己的利益。
自从经营工商业以来，刘柏年一贯得到的都是官府的呵护、官吏的抬爱。尤其在他又当了宣化的商会会长后，和官府的来往几乎是有些不分彼此了，也还从未遇到过官府出面变脸作色、横出枝蔓的情状。
刘柏年去找谭庆霖交涉。谭庆霖面有难色地说：“我这也是无奈呀，日本人拿着这文本那协约呀，天天叫喊着要到北京上告，还口口声声说要连我口北道都一起告，我也不是真怕他告状，是怕他娘的给咱口北道地方政府丢人，给咱中央政府败兴！”
刘柏年气恨地说：“咱中国的矿山中国人自己不能开了，反而日本人能开，这样的政府办这样的事还不够丢人败兴呀？再说了我开矿在先，政府和日本人订立合约在后，这后来的还把先到的撵走了，自己逞霸道吃独食，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谭庆霖说：“都说现在是他娘的法制社会，一切都得依法办事。就连黎元洪大总统都说：我乃法人也！我***也是个更小的法人。日本人有合同文本，咱就得照合同公事公办，这就是我的道理。你要是能找出别的什么法律根据来，我再按你说的章法办。我们当这个官也不容易，总不能开矿山炼铁你挣了钱，捅下漏子算我的吧！”
刘柏年没有办法，只好到北京去请来了一位大律师准备打官司。大律师研究了日本人的合同文本，一下就找到了几个漏洞：一是政府抵押转授的权力只限于矿产的勘探权，并未言明开采权是对特定对象的一次性永久，而且也未涉及到对原有矿产的管理权；二是刘柏年正在开采的矿产，那都是先人们早已开采过的露天矿脉，并不需要任何人再去勘探。况且先人们一直都把赤铁矿粉作为粉刷墙壁的颜料开采，颜料染料类是否应该属于未勘明的矿产行业尚有可商榷之处。大律师便据此写出了呈状。
谭庆霖看过之后就说：“别说，还是言之成理，那就留下存档吧，我说最好咱他娘的还是一切都照旧：日本人想勘探就去勘探，刘会长你该开采还能开采，桥归桥路归路，井水还是不犯河水的好！”
其实，刘柏每年年都要给道县两级政府缴纳高额的税金，道县衙门里的花销用度也都在里头，这一回刘柏年又向他们都好好地“意思”了一下，谭庆霖也巴不得刘柏年以后再多挣些，也多交些、多送些呢！
日本人就不满意了。加藤声言一定要继续上告。谭庆霖说；“你他娘的乐意告你就去告吧，反正这一回你再把官司打到哪儿，我起码有的说了！”
日本人一边打官司，一边也开始着手筹建矿山炼铁厂机械厂和运输公司，在宣化的大西街他们也建起了机械修造厂，在南门口组成了运输公司，在宣化城外东大窑还预征土地准备修建炼铁炉，甚至在烟筒山刘柏年采矿点的对面开始建一个更大的平巷矿井。眼看着日本人大兴土木就是想要挤垮自己。刘柏年也就得时时刻刻紧盯着对手，留神着它下一步又会祭出什么狠招来。
在这之前，陆宗舆也已经奉民国政要的指令，开始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动工兴建大型炼铁炉，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要员也都以个人名义参了股。准备炉子建成后全部要用口北宣府从龙关到烟筒山一带蕴藏丰富的铁矿石。并取龙关的“龙”，烟筒山的“烟”，组建成的公司名称就叫作“龙烟钢铁公司”。
龙烟钢铁公司正在和刘柏年商讨联营合作的事项，就在这个时候，刘柏年采矿场上的工人们却罢了工。消息还是刘孝光从炼铁厂那边传过来的，因为已经有两天没有车辆运送矿石过来了。
刘柏年和刘孝光匆匆忙忙赶到了北城门外的烟筒山，果然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还在无精打采地收拾工地。
这几年矿上的工人被分成了三拨,号称“三大柜”。每个柜头都各自领着一帮工人，从吃喝拉撒睡管到采矿干活算工钱，一律都是柜头说了算。初开矿时闹事的周玉宝和他爹周福各自成立了一个柜，那些由刘柏年自招来的工人则另外成立了一个柜。现在还在干活的就是刘柏年自己招来的人。
刘柏年问工人们说：“怎么就这几个人干活？那其它的人都在哪里呢？”
工人们说：“他们说都不想干了，这工夫都还在工棚那边开会商量呢。”
果然，后边工棚外边围坐了几百人正在听周玉宝讲话。现在的周玉宝已不再是当年满头高粱花子的他了，也早穿上长袍马褂就跟城里买家的掌柜一样。
刘柏年和刘孝光已经听见周玉宝说：“这都商量两天了，还没能拿出来个准主意来，要再这么商量下去，我干脆光带着我柜上的人走也就算了，反正道理好话我是都说到了。”
半晌没听见人吭气，地上蹲着的人也都看着闷头抽烟的周福。周福年纪大了，看起来也没了当年的果断，他咳嗽了一声，慢慢吞吞地说：“我说咱们再核计核计吧，开弓没有回头箭，说走容易，万一不合适了，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周玉宝说：“我当儿子的为什么非要跟你从一个柜上分出来，就是嫌你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弄得毬事也揽不成，净干那些让别人发财自己遭罪的事！我也懒得再翻旧帐，这一回我也是看着你是我爹，要拉着你一块去多挣几个钱，也是为了这些跟你多少年的乡里乡亲们，谁还能跟钱有仇呀？”
周福说：“咱跟钱是没有仇！我是觉得咱们原来种庄稼一年收一季，后来跟着刘柏年开铁矿，天天干活都见收成，这旱涝保收的日子咱们过得都挺好。说走就走了，这进项一下子没有了着落不说，就是在人情世故上咱也亏着哩！”
周玉宝说：“这收入上怎么就会没着落了，我保证以后起码能再多挣三成，到日本人那边，咱还是打眼放炮采矿石嘛，这满山的矿石只要还在，咱就不愁吃不愁喝的，给谁干不是干？还不是谁给的钱多，咱就给谁干呗！”
周福说：“那不一样哩！打短工跟揽长活那还不一样呢，打短工干一天算一天，谁给的多就得跟着谁走，要揽长活那还得挑个知根知底的。别说再要投奔的还是日本的洋公司，现在他那边说得再好听，回头万一他说了又不算了，那可就把大家伙儿都撂在半道上了！”
周玉宝着急了，就说：“我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了！乐意听我爹的你们就都留下，乐意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那就跟着我走。这年头凡是沾了洋字的都好使：挣洋钱、捡洋捞，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倒看看到底谁最后吃了肉，谁最后又吃了屎！”
自从经营工商业以来，刘柏年一贯得到的都是官府的呵护、官吏的抬爱。尤其在他又当了宣化的商会会长后，和官府的来往几乎是有些不分彼此了，也还从未遇到过官府出面变脸作色、横出枝蔓的情状。
刘柏年去找谭庆霖交涉。谭庆霖面有难色地说：“我这也是无奈呀，日本人拿着这文本那协约呀，天天叫喊着要到北京上告，还口口声声说要连我口北道都一起告，我也不是真怕他告状，是怕他娘的给咱口北道地方政府丢人，给咱中央政府败兴！”
刘柏年气恨地说：“咱中国的矿山中国人自己不能开了，反而日本人能开，这样的政府办这样的事还不够丢人败兴呀？再说了我开矿在先，政府和日本人订立合约在后，这后来的还把先到的撵走了，自己逞霸道吃独食，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谭庆霖说：“都说现在是他娘的法制社会，一切都得依法办事。就连黎元洪大总统都说：我乃法人也！我***也是个更小的法人。日本人有合同文本，咱就得照合同公事公办，这就是我的道理。你要是能找出别的什么法律根据来，我再按你说的章法办。我们当这个官也不容易，总不能开矿山炼铁你挣了钱，捅下漏子算我的吧！”
刘柏年没有办法，只好到北京去请来了一位大律师准备打官司。大律师研究了日本人的合同文本，一下就找到了几个漏洞：一是政府抵押转授的权力只限于矿产的勘探权，并未言明开采权是对特定对象的一次性永久，而且也未涉及到对原有矿产的管理权；二是刘柏年正在开采的矿产，那都是先人们早已开采过的露天矿脉，并不需要任何人再去勘探。况且先人们一直都把赤铁矿粉作为粉刷墙壁的颜料开采，颜料染料类是否应该属于未勘明的矿产行业尚有可商榷之处。大律师便据此写出了呈状。
谭庆霖看过之后就说：“别说，还是言之成理，那就留下存档吧，我说最好咱他娘的还是一切都照旧：日本人想勘探就去勘探，刘会长你该开采还能开采，桥归桥路归路，井水还是不犯河水的好！”
其实，刘柏每年年都要给道县两级政府缴纳高额的税金，道县衙门里的花销用度也都在里头，这一回刘柏年又向他们都好好地“意思”了一下，谭庆霖也巴不得刘柏年以后再多挣些，也多交些、多送些呢！
日本人就不满意了。加藤声言一定要继续上告。谭庆霖说；“你他娘的乐意告你就去告吧，反正这一回你再把官司打到哪儿，我起码有的说了！”
日本人一边打官司，一边也开始着手筹建矿山炼铁厂机械厂和运输公司，在宣化的大西街他们也建起了机械修造厂，在南门口组成了运输公司，在宣化城外东大窑还预征土地准备修建炼铁炉，甚至在烟筒山刘柏年采矿点的对面开始建一个更大的平巷矿井。眼看着日本人大兴土木就是想要挤垮自己。刘柏年也就得时时刻刻紧盯着对手，留神着它下一步又会祭出什么狠招来。
在这之前，陆宗舆也已经奉民国政要的指令，开始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动工兴建大型炼铁炉，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要员也都以个人名义参了股。准备炉子建成后全部要用口北宣府从龙关到烟筒山一带蕴藏丰富的铁矿石。并取龙关的“龙”，烟筒山的“烟”，组建成的公司名称就叫作“龙烟钢铁公司”。
龙烟钢铁公司正在和刘柏年商讨联营合作的事项，就在这个时候，刘柏年采矿场上的工人们却罢了工。消息还是刘孝光从炼铁厂那边传过来的，因为已经有两天没有车辆运送矿石过来了。
刘柏年和刘孝光匆匆忙忙赶到了北城门外的烟筒山，果然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还在无精打采地收拾工地。
这几年矿上的工人被分成了三拨,号称“三大柜”。每个柜头都各自领着一帮工人，从吃喝拉撒睡管到采矿干活算工钱，一律都是柜头说了算。初开矿时闹事的周玉宝和他爹周福各自成立了一个柜，那些由刘柏年自招来的工人则另外成立了一个柜。现在还在干活的就是刘柏年自己招来的人。
刘柏年问工人们说：“怎么就这几个人干活？那其它的人都在哪里呢？”
工人们说：“他们说都不想干了，这工夫都还在工棚那边开会商量呢。”
果然，后边工棚外边围坐了几百人正在听周玉宝讲话。现在的周玉宝已不再是当年满头高粱花子的他了，也早穿上长袍马褂就跟城里买家的掌柜一样。
刘柏年和刘孝光已经听见周玉宝说：“这都商量两天了，还没能拿出来个准主意来，要再这么商量下去，我干脆光带着我柜上的人走也就算了，反正道理好话我是都说到了。”
半晌没听见人吭气，地上蹲着的人也都看着闷头抽烟的周福。周福年纪大了，看起来也没了当年的果断，他咳嗽了一声，慢慢吞吞地说：“我说咱们再核计核计吧，开弓没有回头箭，说走容易，万一不合适了，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周玉宝说：“我当儿子的为什么非要跟你从一个柜上分出来，就是嫌你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弄得毬事也揽不成，净干那些让别人发财自己遭罪的事！我也懒得再翻旧帐，这一回我也是看着你是我爹，要拉着你一块去多挣几个钱，也是为了这些跟你多少年的乡里乡亲们，谁还能跟钱有仇呀？”
周福说：“咱跟钱是没有仇！我是觉得咱们原来种庄稼一年收一季，后来跟着刘柏年开铁矿，天天干活都见收成，这旱涝保收的日子咱们过得都挺好。说走就走了，这进项一下子没有了着落不说，就是在人情世故上咱也亏着哩！”
周玉宝说：“这收入上怎么就会没着落了，我保证以后起码能再多挣三成，到日本人那边，咱还是打眼放炮采矿石嘛，这满山的矿石只要还在，咱就不愁吃不愁喝的，给谁干不是干？还不是谁给的钱多，咱就给谁干呗！”
周福说：“那不一样哩！打短工跟揽长活那还不一样呢，打短工干一天算一天，谁给的多就得跟着谁走，要揽长活那还得挑个知根知底的。别说再要投奔的还是日本的洋公司，现在他那边说得再好听，回头万一他说了又不算了，那可就把大家伙儿都撂在半道上了！”
周玉宝着急了，就说：“我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了！乐意听我爹的你们就都留下，乐意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那就跟着我走。这年头凡是沾了洋字的都好使：挣洋钱、捡洋捞，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倒看看到底谁最后吃了肉，谁最后又吃了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