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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京太师（下）
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给宋徽宗献上一幅《爱莫助之图》。这是一张图表，上面记载了自宋神宗以来新旧两党在朝廷的任职情况。图表共分七个类别，即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等。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新党人，右栏是旧党人。只见右栏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而左栏名字则寥寥无几。
邓洵武的目的，是想以此提醒宋徽宗，几十年来，朝政大权一直被旧党所控制。要想继承父兄之志，完成未竟之变法大业，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党人才。在图表的左上角，有一个人的名子，被邓洵武用纸贴盖住了。
这张图表，是经过曾布之手呈给宋徽宗的。曾布对宋徽宗说：“盖住的这个人名，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应该是蔡京”。
宋徽宗揭去纸贴一看，果然如此。
对于调蔡京回朝廷一事，宋徽宗征求曾布的看法。
曾布过去暗中排挤过蔡京，从内心讲，他当然不想让蔡京回朝廷。但他心里也清楚，蔡京调回朝廷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只好表示支持。因为当时许多人看好蔡京的政治才干，认为蔡京出任宰相最适合。任何时候，舆论的力量都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宫中道士徐知常关系很好，二人私下议论朝政时，范致虚就多次表示，蔡京是个能人，可以出任宰相，打开政治局面。那时，元符皇后即宋哲宗皇后刘氏，即宋徽宗的嫂子，身体有病，宋徽宗很敬重她，经常让道士徐知常入宫，给她用符水治病，据说效果很好。徐知常因此经常有机会面见宋徽宗，他就把范致虚的话传给了宋徽宗。
也有人说，范致虚与徐知常所作所为，是受蔡京和童贯所指使。但缺乏证据支持，很可能是意测。
蔡京不仅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在皇宫内庭，他的口碑也很不错，“宫妾、宦官合词誉之。”
朝中与宫内，赞扬支持蔡京的声音越来越高，宋徽宗终于下决心起用蔡京。但不能让其立刻回京任职，需要过渡。
1101年12月，蔡京接到调令，离开杭州，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两个月后，蔡京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还及未赴任，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回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
曾布派其儿子出城门十里路迎接，而韩忠彦则派其兄弟出城门二十里路远迎。
1102年（崇宁元年）五月，蔡京升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进入执政行列。半年之内，蔡京职务连续升迁，很是引人注目。犹如一颗明星突然升起于夜空，熠熠闪光。
不久，韩忠彦罢相，出知北京大名府。曾布也罢相，出知润州(今江苏镇江)。这年七月，蔡京升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左相空缺。
在这场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蔡京完全胜出。自尚书左丞，一跃为右相，这是破格提拔。蔡京短时间内的骤然升迁，引起朝廷内外震动。史书记载说，“中外大骇”。骇者，震惊之意也。
1102年（崇宁元年）七月的一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宋徽宗说：
“昔日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位，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可是历观在朝诸臣，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今日朕拜卿为相，不知卿将如何作为？”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万分感激，他急忙顿首谢恩，说：“臣愿尽死！”
宋徽宗于是下诏书，在都省设置讲议司，选天下之英才，设官分职，参议其事，兴利除弊，并任命蔡京提举。
讲议司的设置，表明宋徽宗有继承父志变法改革的决心。同时，也给了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与舞台。
随后，蔡京大刀阔斧地推行各项改革，使北宋王朝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年，蔡京五十六岁，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从1102年七月（崇宁元年）蔡京任相，到1120年六月（宣和二年）蔡京致仕，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时代。虽然这期间蔡京经历了几上几下，但朝廷基本上还是在实行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朝代最为辉煌的时期。
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官员的庞大团队，在蔡京统一指挥下，高速运转起来。
简单来说，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经济体制，即茶、盐、酒、货币等领域；二是教育体制，即学校、科举等；三是社会民生保障体制，即养老、医疗等。
蔡京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他对各项变法事业成竹在胸。但他也清醒地知道，变法面临的阻力很大，他要吸取当年王荆公变法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必须从政治入手，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
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1086----1094）。所谓元祐党，又称旧党，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具体来说，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他们以司马光为首，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也称新党。宋哲宗亲政后，用元丰党人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属元祐党，皆遭流放。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1101年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斗争很激烈，朝廷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严峻的现实政治问题。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走中间道路，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
1102年，宋徽宗将年号定为“崇宁”，意思是推崇熙宁。其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其实就是推崇变法改革。熙宁，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1068---1077），这十年正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也称熙宁变法。同时，熙宁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里。
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很明显，是在以此表明心志、表明立场，即决心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其实，曾布在担任右相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旧党了。与曾布相比，蔡京对元祐党人和政治对手打击的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手段更狠毒。他甚至连那些曾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也不放过，有十几人遭到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扫除政敌，就是为顺利改革扫清道路。
从1102年（崇宁元年）夏天，到1104年（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专门班子，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人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人。
宋徽宗下达诏令：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在蔡京请求下，宋徽宗批准，将这三百零九名元佑党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这就是所谓的“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照宋徽宗旨意，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全国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人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主要的本质的目的，还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遭到很多骂名。
其实，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他思路开阔，并且很有创新。在拜相之初，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他们拿出朝廷开列的借条，说：“哲宗朝时，朝廷出兵攻打西夏，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至今未还。”
蔡京如实向宋徽宗做了汇报。
宋徽宗感到很丢面子，但又面有难色，说：“辱国！且奈何？”
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臣请尝之。”
随后，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打包作价抵债。不出半年，欠款全部还清。
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宋徽宗闻听大喜。
蔡京于是向宋徽宗提出了“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丰，就是丰裕，治国首先要抓经济，要以经济丰裕为中心，让国家财政充盈，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亨，就是亨通，就是要确保政令畅通，如此变法才能见到成效，这是政治基础。豫，就是安乐，就是要让百姓获得实惠，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基础。大，就是弘大，就是要在对外活动中树立大国风范，体现大国气派大国风范，这是国家形象基础。蔡京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丰亨豫大”这四个基础之上，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内涵丰富。这套理念，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
蔡京“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不是其主观想象的产物，是源于他对《易经》丰富哲理的认知，也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可是，这些治国理念，数百年来，却一再遭到误解和批判，被列为蔡京的罪状之一。
有人说，蔡京这是以此粉饰太平。有人说，他这是在“倡穷奢极侈之风”。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这些说法，仔细一想，让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蔡京的政治作风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宋徽宗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106年（崇宁五年）正月，西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宋徽宗有些惊慌不安。一些大臣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中书侍郎刘逵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宋徽宗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派出一群宦官来到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发现石刻被毁，很震惊，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宋徽宗实在是无法容忍。这年二月，蔡京罢相，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京城。
随后，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全部废止。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不久，社会上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有些后悔。
宋徽宗的心事，被郑贵妃发现（即后来的郑皇后）。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随即进宫，对宋徽宗说：
“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深以为然。这时，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宋徽宗进言。其说法与郑居中类似。
邓洵武的目的，是想以此提醒宋徽宗，几十年来，朝政大权一直被旧党所控制。要想继承父兄之志，完成未竟之变法大业，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党人才。在图表的左上角，有一个人的名子，被邓洵武用纸贴盖住了。
这张图表，是经过曾布之手呈给宋徽宗的。曾布对宋徽宗说：“盖住的这个人名，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应该是蔡京”。
宋徽宗揭去纸贴一看，果然如此。
对于调蔡京回朝廷一事，宋徽宗征求曾布的看法。
曾布过去暗中排挤过蔡京，从内心讲，他当然不想让蔡京回朝廷。但他心里也清楚，蔡京调回朝廷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只好表示支持。因为当时许多人看好蔡京的政治才干，认为蔡京出任宰相最适合。任何时候，舆论的力量都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宫中道士徐知常关系很好，二人私下议论朝政时，范致虚就多次表示，蔡京是个能人，可以出任宰相，打开政治局面。那时，元符皇后即宋哲宗皇后刘氏，即宋徽宗的嫂子，身体有病，宋徽宗很敬重她，经常让道士徐知常入宫，给她用符水治病，据说效果很好。徐知常因此经常有机会面见宋徽宗，他就把范致虚的话传给了宋徽宗。
也有人说，范致虚与徐知常所作所为，是受蔡京和童贯所指使。但缺乏证据支持，很可能是意测。
蔡京不仅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在皇宫内庭，他的口碑也很不错，“宫妾、宦官合词誉之。”
朝中与宫内，赞扬支持蔡京的声音越来越高，宋徽宗终于下决心起用蔡京。但不能让其立刻回京任职，需要过渡。
1101年12月，蔡京接到调令，离开杭州，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两个月后，蔡京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还及未赴任，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回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
曾布派其儿子出城门十里路迎接，而韩忠彦则派其兄弟出城门二十里路远迎。
1102年（崇宁元年）五月，蔡京升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进入执政行列。半年之内，蔡京职务连续升迁，很是引人注目。犹如一颗明星突然升起于夜空，熠熠闪光。
不久，韩忠彦罢相，出知北京大名府。曾布也罢相，出知润州(今江苏镇江)。这年七月，蔡京升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左相空缺。
在这场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蔡京完全胜出。自尚书左丞，一跃为右相，这是破格提拔。蔡京短时间内的骤然升迁，引起朝廷内外震动。史书记载说，“中外大骇”。骇者，震惊之意也。
1102年（崇宁元年）七月的一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宋徽宗说：
“昔日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位，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可是历观在朝诸臣，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今日朕拜卿为相，不知卿将如何作为？”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万分感激，他急忙顿首谢恩，说：“臣愿尽死！”
宋徽宗于是下诏书，在都省设置讲议司，选天下之英才，设官分职，参议其事，兴利除弊，并任命蔡京提举。
讲议司的设置，表明宋徽宗有继承父志变法改革的决心。同时，也给了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与舞台。
随后，蔡京大刀阔斧地推行各项改革，使北宋王朝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年，蔡京五十六岁，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从1102年七月（崇宁元年）蔡京任相，到1120年六月（宣和二年）蔡京致仕，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时代。虽然这期间蔡京经历了几上几下，但朝廷基本上还是在实行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朝代最为辉煌的时期。
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官员的庞大团队，在蔡京统一指挥下，高速运转起来。
简单来说，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经济体制，即茶、盐、酒、货币等领域；二是教育体制，即学校、科举等；三是社会民生保障体制，即养老、医疗等。
蔡京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他对各项变法事业成竹在胸。但他也清醒地知道，变法面临的阻力很大，他要吸取当年王荆公变法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必须从政治入手，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
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1086----1094）。所谓元祐党，又称旧党，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具体来说，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他们以司马光为首，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也称新党。宋哲宗亲政后，用元丰党人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属元祐党，皆遭流放。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1101年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斗争很激烈，朝廷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严峻的现实政治问题。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走中间道路，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
1102年，宋徽宗将年号定为“崇宁”，意思是推崇熙宁。其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其实就是推崇变法改革。熙宁，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1068---1077），这十年正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也称熙宁变法。同时，熙宁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里。
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很明显，是在以此表明心志、表明立场，即决心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其实，曾布在担任右相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旧党了。与曾布相比，蔡京对元祐党人和政治对手打击的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手段更狠毒。他甚至连那些曾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也不放过，有十几人遭到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扫除政敌，就是为顺利改革扫清道路。
从1102年（崇宁元年）夏天，到1104年（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专门班子，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人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人。
宋徽宗下达诏令：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在蔡京请求下，宋徽宗批准，将这三百零九名元佑党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这就是所谓的“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照宋徽宗旨意，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全国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人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主要的本质的目的，还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遭到很多骂名。
其实，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他思路开阔，并且很有创新。在拜相之初，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他们拿出朝廷开列的借条，说：“哲宗朝时，朝廷出兵攻打西夏，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至今未还。”
蔡京如实向宋徽宗做了汇报。
宋徽宗感到很丢面子，但又面有难色，说：“辱国！且奈何？”
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臣请尝之。”
随后，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打包作价抵债。不出半年，欠款全部还清。
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宋徽宗闻听大喜。
蔡京于是向宋徽宗提出了“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丰，就是丰裕，治国首先要抓经济，要以经济丰裕为中心，让国家财政充盈，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亨，就是亨通，就是要确保政令畅通，如此变法才能见到成效，这是政治基础。豫，就是安乐，就是要让百姓获得实惠，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基础。大，就是弘大，就是要在对外活动中树立大国风范，体现大国气派大国风范，这是国家形象基础。蔡京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丰亨豫大”这四个基础之上，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内涵丰富。这套理念，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
蔡京“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不是其主观想象的产物，是源于他对《易经》丰富哲理的认知，也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可是，这些治国理念，数百年来，却一再遭到误解和批判，被列为蔡京的罪状之一。
有人说，蔡京这是以此粉饰太平。有人说，他这是在“倡穷奢极侈之风”。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这些说法，仔细一想，让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蔡京的政治作风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宋徽宗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106年（崇宁五年）正月，西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宋徽宗有些惊慌不安。一些大臣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中书侍郎刘逵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宋徽宗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派出一群宦官来到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发现石刻被毁，很震惊，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宋徽宗实在是无法容忍。这年二月，蔡京罢相，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京城。
随后，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全部废止。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不久，社会上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有些后悔。
宋徽宗的心事，被郑贵妃发现（即后来的郑皇后）。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随即进宫，对宋徽宗说：
“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深以为然。这时，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宋徽宗进言。其说法与郑居中类似。